绩效主义下，科学界如何安放学术理想  
 

李侠

2018年10月起五部委相继发文提出“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随后当年11月，教育部再加一条，提出“破五唯”（新增“唯帽子”）。不论四唯还是五唯，这些指标都是绩效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认可的表征方式之一。

绩效主义之所以能在短短的30年间取得如此高的认同度，是因为它的三项预设与科学共同体的内在偏好高度契合。首先，绩效主义预设科学共同体也是理性人，在科学场域内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承认的最大化）；此预设与共同体的内在激励机制相契合，也是对以往的道德绑架（君子耻于言利）的一种否定，由此最大限度上释放共同体的潜力。

其次，绩效主义用数量预设了一道无知之幕，由此最大限度保证了公平规则得以实施。所谓的无知之幕，原本是美国哲学家罗尔斯为保证正义而设计的一种机制，它的核心主旨就是要通过一种机制屏蔽掉各种外在因素对于公平的影响，如身份与社会地位等。科技界对无知之幕的追求同样是要捍卫公平。中国文化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文化，它极大地破坏了公平运行的条件，而以数量为代表的绩效主义恰恰以无知之幕的方式切割了人情的干扰，从而最大限度保证了公平的实施。不是没有人知道单一的数量考评对于科技界所带来的危害，但是，相较而言，这种缺陷是为获得公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三，绩效主义只关注“投入—产出”，不关心种类繁杂的过程，其所具有的简单性，也契合了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一种诉求。这一管理结构既符合科技管理部门的偏好，也与社会公众不关心过程只关于结果的偏好相一致。

因此，绩效主义可以说是科技共同体、管理者与社会在偏好交集处共谋的结果。

绩效主义的弊端主要有三个：首先，绩效主义对于数量的片面追求，导致科技界的多元研究领域在终端日益趋同，即产出只有一个出口：文章数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科技界的科研活动发生扭曲，从而破坏了科技生态的健康发展。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论文，那些无法发文章的实用技术可能更是社会所急需的，但这些努力得不到合理的承认，导致产业界与科技界出现“两张皮”现象：社会需要的知识不被认可而供给减少，社会不需要的却被认可而产能过剩。最近喊出的“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就是对这种扭曲的评价机制的一种全面抗议。

其次，绩效主义是一种短视的实用主义的变体，在这种语境下，没有学术理想存活的空间，既然未来是无法计算的，那么也是不值得投入的。

第三，从长远来看，绩效主义的泛滥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同质化。文化的异质性程度与创新发生频率高度正相关，反之亦然。同质化造成群体间竞争强度加大，从而导致整体的疲惫与麻木。以往的管理都是通过监督来实现的，而同质化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规训措施被每个个体主动内化，然后开始出现无意识的自我剥削状态。它造成的幻觉是，使生产率和效率达到最大化不是对自由的压制，而是对自由的充分利用。人们甚至会认为，这恰恰是自我实现的最好表征。你甚至会为自己产生的抱怨而羞愧，这就是最高超的规训技术。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那些曾经的学术理想还有生存空间吗？如果一代人都没有了学术理想，只是为了当下的指标而活着，那么科技的可持续进步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那么学术理想存活的条件是什么呢？今天的局面是一个缓慢历史演进的结果，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回到科学史上去寻找答案。我们不妨看看两次科学革命中的科学家的处境，从中或许可以发现学术理想存活的条件。

第一次科学革命时期，那时的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人，他们大多生活优渥，不用为生计奔波，凭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产出的成果如《天体运行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哪一本都不是为了考核而做出来的成就，相反这些成就是他们为自己追求真理的学术理想而取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时期，如爱因斯坦、德布罗意、玻尔、薛定谔与海森堡等人，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体面的收入、自由的研究氛围，所在岗位也没有严苛的绩效考核标准，在这种条件下，他们都依照个人的学术理想做出了杰出的工作。